l “文化” 一词富有哲学意义：易传曰 ：“物相杂曰文”。以人之德而化文为和为明。简言之，文化者以文德化之也，文而后化也。故孔子曰：“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文能来、能安。文是质的形式与表象，但却是发自于内在创造力的光彩，能把自然转化为人文的活动，实现人文的价值，能开发人的诸般心性能力， 使其能具有高尚的品质， 追求一个完美的理想。文化就是广义的人文 （humanities）活动。故文化为情感、为意志、为动力、为活动、为方式、为成果。它体现为一个群体与其中的个体的观、感、思、知、用、行的存在方式，在人类心性与不同生态环境的互动中发展为不同的性向活动，形成不同的文明世界与文化传统。

l “中国文化” 沉潜高明、瑰丽多姿，为人类的生存繁荣提供了一个充满价值而无可取代的发展、体现与成就方式。 

中国文化的八性

l 如将文化当做一种德性、才性与理性发展的潜能，则中国文化具有下列八项荦荦大者之性向，与西方文化相较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内涵：

l          本体性                         治理性

l          生态性                         经济性 

l          知识性                         艺术性 

l          伦理性                         典范性

 中国文化的本体性

l 本是根源意识，体是整体意识，从本到体是发展意识。天能生人，人能弘道。天人和谐，发于中，形于外。体现为坦荡荡的中道。中国文化乃中道文化，实行的是中和、中庸与时中的发挥人性之善与社会之和的生命价值。西方将宇宙本体超越于上帝，形成形上二元论；中国则将宇宙本体内涵于人的存在，使天人无隔而相通为一，更能发挥道德的和谐精神。

l 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在只求形象主义而忘却本体，甚至为外在的利益目标而形成包装主义与造假主义。这是一个对真诚无妄本体的失落或失忆。 

中国文化的生态性

l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 （论语·阳货 ）。道德经称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成以及生成的过程与状态。 整个易经哲学可以说为生态哲学。此一哲学包含了一阴一阳之道与生生不已之易。中国文化显然是一个以易儒道为基础建立与发展的生态文化。

l 此一中国的生态文化显然是与西方传统的的上帝文化与现代的机械文明有一定的冲突的。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如何解救则在如何保全自然生态与人的生命的自主而避免陷入权力欲望与机械控制之中而不能自拔。此亦即发展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之所在。对此吾人不能不高度自觉。

中国文化的知识性

l 知识的发生必先有意识与感觉，继以理性的思考与检验，与经验外物相应方成知识，但如在进而求得行为的合宜，即为智慧。 应该说识以成知，知以成智，智以成慧。智慧有四态：中国的变化（表象）思维智慧，希腊的对象思维智慧，希伯来的上帝思维智慧，印度的消解思维智慧。 梁漱溟先生以西方而中国而印度，我则以西方而印度而中国。

l 中国文化有其感性与理性同时形成的知识体系，重本体之知、德性之知，而未能将见闻之知发展为科学之知。但知识为道德伦理行为的前提，故不可不给予重视。在此一意义下，朱熹的大学补传是有重大启发与 指导作用的。

l 尚书中说命篇言”非知之艰，行之维艰“ 与孙文说”知难行易“如何调和？ 可说德性之知，知非难，行则要有自我规范与修持，故往往知而难行。科学之知则必须有逻辑头脑深入观察与思考，故有成立可靠的理论知识的难处。但一旦理论建立而得到证实，则应用于科技则相对容易了。 如此知行两说是可以统和的。

l 中国文化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但目前中国社会却逐渐失去了对生命的智慧的认识，也往往无能维护生活的知识，值得吾人警惕。

中国文化的伦理性

l 各个文化体系均有其德性伦理。要点在德性的完备性与转化性的问题。希腊基于存在的幸福目标发展了行为的四种德性与知性的认知能力，指向永恒的真理。经希伯来文化转化为上帝信仰、契约精神与社会责任。中国儒家发挥了人的善性中的仁爱正义与和易之道，由德性而德行。并以人之间的互信为基础，形成责任与德性为一体的诚信伦理。 面对西方近代发展的功利伦理与权利伦理，如何整合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课题。我多年此提出的 ”人类整体伦理学“ 是值得深思的。

l 当代中国文化中伦理性失去对发展中的经济性的节制能力而几乎沦亡殆尽，如何加强伦理的自觉，对经济的发展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进行平衡协调是有重大意义的。法律的建立不是为了取消道德，而是为了维护道德与伦理。

l 儒家中的仁义是建立现代社会正义的基础，必须发扬。

 中国文化的治理性

l 与西方社会走向个体的分治的发展不同，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整体的融合与适应。 在政治上是以整体实践为考虑，而且传统中也重视形式与程序过程。在近代则为追求功利，往往形成实质与形式不相应，产生了现代 ”外君子而内小人“的现象，这一现象显然不是儒家治理的理想。儒家治理的目标在培养出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君子人物。

l 中国儒学更重视以德性伦理为基础建立治理，而西方则在伦理之上建立法律，建立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的治理停留在孔子所说的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 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间，意在结合两者，但从未成功。但今天如果把前者看做法律问题，后者看做道德问题，本来两者都是需要的，是一个重要的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从一个治理的需要来使两者整合为一，解决伦理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当结合民本与民主，在不同的层次上与不同范围内体现民主直接性的不同程度不断完善化的改革与创新。

l 牟牟宗三先生提出中国有治道而无政统。但何谓政统值得探讨，我近年从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的思考中肯定中国政治理想的一体性，并揭橥中国政治的理想与核心观点来说明中国文化中的政统的存在，并与西方的传统做一比较。

中国文化中的经济性

l 人类经济已从工业革命进入到后工业革命的信息革命，产生了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中国的产业革命落后于西方，但在当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与对社会的和谐的要求之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国，不出15年或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l 何以中国有此经济发展的能力？我在这里指出中国文化中的本有整体经济的理想，以及内涵的勤于生产的能力。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春秋时代，除范蠡之外的齐国管仲的治国与理财能力。管子一书中重视土地开垦以及货值与币值的相互应用，在经济政策上利用宏观以实行轻重之术，深具现代眼光。可见中国文化中包含的经济发展的知见与理论。中庸中论及理财之道也让我们看到儒家治国之道度经济的重视。更有进者，孔子说的 “不患贫（寡）而患不均” 也可以延伸为 “不患富 （多）而患不均” 的对经济发展的警惕。

l 总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其伦理与生态的前提，而发展至今则反过来有破坏环境与沦丧伦理的危险，需要进行一个重整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互动的端正工作。而且急需重视此一工作。

中国文化中的艺术性  

l 从中国的文字文学与各项手工艺品中可以见到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各种美感与美的创造能力。这也显示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创造力以及对生命与生活的生活实感。经济发展之后，发展文化中的艺术创造是必然的。但问题在能不能把对宇宙与生命的美感用在其他事物与新器物的创造之中。也许还有一种重要是如何把艺术的精致性发展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细密性 与精确性，解决科学的创新的问题，同时使科技的发展不必因之排除人文精神的生活空间。

中国文化的典范性

l      相对其他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必须从全面相通来看才能透视其精华之处。若是分开看，与西方相较，往往只见其短，而不见其长。这也说明我们文化有其固有的创造潜力，未能发挥出来，与西方文化相较自然显得敦厚有余而雄恢不足。 为此，我们 1）必须要看到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精神所在， 2） 必须要建造一个能发挥我们蕴含潜力的环境，3）必须深切认识到历史上的偏失与坚决远离价值的缺陷，4）必须在方法上借鉴他山之石以攻错，5）必须在价值目标上坚定信念与毅力。

l 对于后一代，必须要因才施教，秉道而行，道才相济，教行互长，才能开拓中国文化的本体价值，并创造出新的发展方式与体现方式。如此中国文化的典范性才能真正辉煌与凸显出来。

 简单的结论

l 以上所述是我对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的陈述，也是一个我对中国文化理念精义的阐释。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一个发展中国文化的指标，也许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考验与问题。考验的是面对现代化、全球化以及与西方的合作与竞争甚至向其学习之中，我们的文化有无变质或贬值；问题是如何在此一过程中发挥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或维护中国文化的身份（identity）以及其生命精神。

l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学应该发展的方向，也可以看到当前中国书院发展的重大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