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计算机与思想的传承
l 田 松
我不否认易经有价值，但是如果它们的价值仅在于它们是西方某一项科学和技术的启示，那恰恰表明它们没有价值。
西村有一个人家生了一位神童，全家都很高兴，自不必提。这时有人说：这孩子和东村老李家的老子有一点点像。大家一看，噢，是有一点点像。话传到老李家，老李家上上下下都自豪起来了，个个挂在嘴上，你们家神童和我们家老子，长得像。这其中隐含的意思大概是：你们的神童算什么，我们老子也能生出来。甚而是：如果没有我们老子，你们家神童就生不出来，如果用王小波的笔法，我该打这样一个补丁：我讲了这样一个可疑的故事，大家一定认为我别有用心，对于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的确是在影射什么人。如果我的影射伤害了谁，那我要首先表示歉意，但是我既然想到了这样恶毒的比喻，就忍不住不把它说出来。
近些年来，有许多人在许多文章中对易经与计算机的关系津津乐道，把玩不已。据说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是受到了易经的启发，而二进制是现代计算机的基础，所以，易经就是计算机的源头。这种说法能够让人提气，大长民族虚荣之心，所以在莱布尼兹的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尚在朦胧状态之时，就有很多人言之凿凿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老子的道家与现代物理学。许多人发现量子力学对世界的看法与东方传统的整体观有许多共性，同样感到欣欣然。但这种欣欣然未免有些飘飘然。人家的神童，就算与咱们家老子像，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如果老李头活着，恐怕也要心寒。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怎样，倒是人家的孩子与自己有一点点像。
读丹皮尔的《科学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种子是怎样自古希腊一步一步地繁衍生长出今天这个枝繁叶茂的大树的。从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到托勒密；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从古典科学到现代科学，一系列的思想的链条，甚至可以用推导这个词来描述。科学如果要认祖归宗，恐怕只能到古希腊去找，后来阿拉伯、印度等东方思想的加入，也许算做科学思想的一些养料。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西方思想长于分析，东方思想长于综合。从大致上说可能不错，但不能认为西方思想毫无综合的能力，以至于一有综合的苗头就说它来自东方。量子论对西方传统思想是一个反叛，但是现在，量子论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重要部分。从本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量子论是从西方科学的框架中一步一步地生长出来的，其中或许有东方思想的启示，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东方思想的产物。不能否认，许多大师级的物理学家如当年的玻尔、现在的惠勒都很看重东方思想。玻尔在选定自己家族的族徽时，把太极图容纳其中，认为这是对他自己提出的并协原理的最好象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玻尔之提出并协原理，与太极图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尽管神童长得与老李家有一点点像，就算非常像吧，仍然不能说他是老李头的直系传人。我倒是更愿意相信，在西方注重分析的思想中，生长出来了整体论。
莱布尼兹的确与来华的传教士就中国思想有过交流。但是，就算他的二进制与易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易经也顶多有二分之一血统。何况在二进制的发明中，易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提示。在中西各民族中，十进制都不是唯一的进位制。一年12个月，是十二进制；一周七天，七进制；圆周一度60分，一分60秒，是 60进位制。如此，二进制对于莱布尼兹而言只是一个数学游戏。当时，二进制也仅仅是一个数学游戏，像数论等纯数学理论一样，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与计算机挂上了钩，恐怕大家证明它与易经关系的劲头要小得多。
如果要看一看易经以及老子自己的直系传人，还是应该在中国在东方寻找，从老子而道家而道教，从周经到孔子到朱熹，老子和周经在几千年里繁殖出丰富的文化，他们的后人除了义和团，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我不否认易经有价值，但是如果它们的价值仅在于它们是西方某一项科学和技术的启示，那恰恰表明它们没有价值。说到此处，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所谓中国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如果只把 SCIENCE定义为科学，那么易经与科学几乎是毫无关系的。本世纪30年代，有一位叫刘子华的先生用八卦与行星相配，创建了八卦宇宙论，并以此得到了一个法国的博士学位。据董光璧先生在《传统与后现代》中考证，这件事在中国曾有两次被大众传媒炒作，我在上大学时读过第二次宣传时的介绍，当时很感舒筋活血，八卦有如此之神奇，真是大壮我国粹派之腰。但是，董先生又说，中国天文界至今没有把刘子华的工作作为科学工作肯定下来。刘子华根据八卦宇宙论所预言的一个行星，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至于易经与中国传统科学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表示了肯定。例如著名的炼丹家都是道士，宋代的道士赵友欣曾做过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实验。李约瑟甚至考证出“道观”一词的原始意义乃是观察。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的入侵，中国是否能独立发展出自己的科学体系来，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事实是，在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传统科学与SCIENCE并不能接轨。我的意思是说：从古希腊的思想出发一路推导，推出了现代科学；从老子和易经出发同样推了几千年，也汇入了各种外来思想，没有推到SCIENCE这一步。
我能够理解某些人的爱国心肠，只是我主张矜持一点。蒲松龄在一篇故事中说到世之俗不可耐事若干，其中有“语次频称贵戚”一条，意思是说，动不动就跟人家讲有哪些有钱有势的亲戚。现在有许多人都有如是之爱国心态，一听到能给祖宗长脸的事就忙不迭地满街嚷嚷，一听到长城是月球上肉眼能看到的唯一人工建筑物，马上就忘了孟姜女，煞有介事地自豪起来。其实只要请教一下懂一点物理和视觉生理学的人就可以算出来，根本就看不见。
一个学者应该保持冷静的立场，即使他对结果有情感上的偏好，他的结论也应该以真实的论据作为支撑。研究中国科学史，尤其是中西科学交流史，难免会让研究者唏嘘不已，但这种唏嘘不该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至少不该是重要部分。我愿意相信大多数学者都有冷静的头脑，而不冷静的是另外一些人。这固然是我的写作策略，可以少得罪一些人，但也是实情。热衷于宣传这类事情的往往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而是其它领域的学者、新闻工作者，还有政府的官员—尤其是宣传官员。有哲人说：信徒往往比先知更为狂热。因为先知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信徒则认为先知永远正确。而自己追随了先知，也就跟着永远正确了。这时先知的一声唏嘘就被信徒喧嚣到媒体上的头版，而先知真正的思索，则被冷落得连上个中缝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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