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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研究 黎斌
作者:黎斌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992    更新时间:2014-08-29
 

编者:李渭,孙应鳌,陈法分别是贵州明代

以来思南,凯里,平坝鼎立的易学家,其易

学造诣殊深。黎斌同志率先从易学专业角度

研究李渭易学,十分难能可贵。李渭易学是

黔门易最可宝贵的宝贵遗产之一。值得贵州

省易经研究会认真地深入探讨研究,为贵州

易经梦,贵州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努力。

 

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研究

 

作者:黎 

 

摘要:李渭不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也是明代著名的易学家。过去学术界对李渭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更少,主要原因是李渭的大量著作已经失传,人们难以管窥其理学、易学观点。尤其是在易学方面,由于李渭唯一的著作《易问》失传,更是无法管窥其易学思想,加之研究者很少是易学专业研究者,因而难以对李渭的易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从易学专业角度,以易学的思维和理论,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综合研究方法,从李渭的理学思想和诗文、碑记、庙记、府学记、迁学记等相关文献,以及李渭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对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李渭的“理学”并非完全继承王阳明的“心学”,而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心学”,准确地讲应该是“行学”;2、李渭之理学实际上是理学与易学相融合的“理易学”,李渭不仅是一位大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大易学家,在易学上的造诣不亚于理学;3、李渭的易学思想与易经“乾、坤、履、无妄、节”五个卦密切相关,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行践履、不生妄念、节制廉洁等;4、挖掘、传承、弘扬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和当下价值。

关键词:李渭,理学,易学,研究

 

关于李渭的研究,过去学术界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更少,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因为李渭的大多数理学、易学著作已经失传,人们无法直观地窥其理学、易学观点和思想。尤其是在易学方面,李渭唯一的著作《易问》也在历史上失传。对此,以往对李渭的研究大多是在关于王阳明、孙应鳌、邹元标、郭子章、莫有之等大儒的研究中附带出现,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只涉及李渭的理学思想研究,很少有人问津李渭的易学。在这里笔者作为一名思南人和专业的易学研究者,有感于清朝符克闾先生《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的诗句:“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尝试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综合研究方法,从李渭的理学思想、诗文、碑记、庙记、府学记、迁学记等相关文献,以及李渭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对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以期为当代所用。

一、李渭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李渭(约1514-1588):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师从将信等,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大再传弟子之一,明代著名理学家,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先后任四川华阳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和韶州府知府,后升广东副使等职。隆庆年间升云南左参政,未久辞官还乡,在家乡思南建立书院讲学,开一方学风,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明神宗称李渭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李渭生于明朝中晚期,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李渭的生平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青少年时期。从明嘉庆 1514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主要在家乡思南接受庭训,科举求仕;第二时期是从仕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发展时期;第三时期是晚年返乡讲学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不断完善时期。

青少年时期的李渭,聪明好学,勤于思考。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嘉靖甲午(1534)举于乡,萧然布素,计偕以一仆自随,读《孟子·伊尹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可见,青少年时期的李渭,与众不同,天资聪颖,善于思考,力排杂念,一心求学,并以“毋不敬”、“思无邪”自戒、自勉,关注“本心”探讨,有着朴素的理学“火花”。

中年从仕时期的李渭,自从科考中举后,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华阳(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市)同知、韶州府(广东曲江县)知府等职,隆庆中官云南左参政。这一时期,李渭在从政的同时,潜心学习儒学、理学和易学。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同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也保持着经常友好的往来和思想交流。孙应鳌在《晤李同野》诗中写道:“南云媚归辔,春风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李渭为马廷锡的《渔矶别集》著作作序。邹元标谪守都匀,首访李渭和孙应鳌。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孙文恭公祠碑记》中云:“及予入黔,别邹尔瞻江上,尔瞻曰:‘黔中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皆致力期斯学,君此行,惜不及见三君尔。’”郭子章在《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先生》高度评价李渭的清廉人格:“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此外,郭子章还写了《李渭传》:“癸卯(1543)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蒋公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公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一个小硁硁人,不觉面赤,背汗淋淋也。由华阳知县,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则谒湛甘泉先生于小嵎洞中……擢滇左参政,近溪罗公为屯田使,公至与之合并,精神学益进。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从出这身汗,自是欲罢不能’” ((《思南府志·县志》第352-353页)。由此可见,李渭为求道广泛求教,不耻下问,谦虚学习,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学和易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晚年返乡讲学时期的李渭,仍坚持求贤、求道,坚持对心学、理学和易学的求索,并致力于讲学传道,先后在家乡思南讲学达20年,传授儒学、理学和易学。李渭在《嵇公泉》诗中道:“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眼。” (《思南府志·县志》第418页)。诗中反映了李渭在家乡坚持求贤的情景。在坚持求贤的同时,李渭在家乡思南还建立书院,开一方学风,长期在“为仁书院”和城外“点易洞”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在其《圣岭春耕-和李别驾郡城六景》中写道:“岩阿黄虞民,独志唯田园。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 (《思南府志·县志》第417页)。李渭在诗中,借农民春耕抒发了自己立志讲学、启发蒙昧、培养人才的情怀。此外,据《道光思南府志》记载:“点易洞:城西小岩门左,郡人李渭讲《易》其中”;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人之不可一日不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中设讲堂,后建祠奉同野(李渭,笔者注)乡贤。” (《思南府·县志》第409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先生祠记》中道:“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清代郡人符克闾对李渭十分敬佩,他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写道:“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

李渭一生的著述颇多,有《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易问》等。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李渭传》中道:“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 (《思南府志·县志》第353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 (《思南府·县志》第404页)

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影响很大。他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与清平(凯里)的孙应鳌、贵阳的马廷锡被称为王阳明的三大再传弟子。明神宗赐他对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还致力于讲学,晚年告老还乡后,在家乡思南府城中的“中和山”观音阁、小岩关的“点易洞”设“中和书院”,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开黔北学风,使黔北文人蔚起、人才辈出。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赖嘉谟(江西人)、徐云(江西人)等。其中,李渭三子继承父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江西万安人赖嘉谟,首以为师,大有德而去,考中进士,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学,终生不忍离去。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贵筑之学,倡至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  也。”(《思南府志·县志》第365页);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中道:“思唐虽僻处,从前李同野、田西麓先生,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之最。予心慕之,窃欲奋起,曩微扶进来学。” (《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署思南府知府刘谦吉在《康熙思南府志序》中道:“‘必为圣人’倡学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参若也” (《思南府志·县志》第386页);经历何之润在《讲学堂成恭赋以奉函丈》一诗中道:“太守新成讲学堂,江城何幸遍青阳。圣山崒巍迎阶前,德江瀠洄绕座凉。俯仰鸢鱼纯性理,栽培桃李尽文章。道宗同野先生后,重染中和翰墨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441页)。由于李渭的传道与讲学,使儒学、心学、易学在黔东北得到了迅速传播,使这一区域的民风、学风焕然一新,大批书院如印江“依仁书记”等相继成立,大批人才层出不穷,大大促进了该区域的社会文明,同时也使思南成为贵州“五大王学重镇”之一,也为思南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大县奠定了基础。

二、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与特点

(一)理学思想与特点

1、儒学思想。李渭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道:“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思南府志·县志》第375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于孔门曰:‘思南李先生’”(《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郡人郑人惠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道:“缭绕朱幡下讲堂,薰风披拂大文章。千秋道脉渊源合,二字心传物我忘。岂倚龙场(贵阳修文,王阳明悟道处,笔者注)争謦欬,更从淮海(孙应鳌,字淮海,笔者注)示羹墙。祗今得副圜桥望,默聆惺惺一瓣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页);李梦松在《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诗中道:“独上中和思渺然,传经人去剩寒烟。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悬。教孝不参仙佛语,当仁肯让对贤肩。更寻手迹无多物,鸟语花香诗一联。”(《思南府志·县志》第480页);张清理在《谒李同野先生祠》诗中道:“绝徼儒宗阐治规,名臣正学总堪师。功争一介机原密,梦绕三蛇觉未迟。山盗不离心盗外,下楼仍记上楼时。黔州道脉由公肇,俎豆千年系我思。”(《思南府志·县志》第483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思南知府泰和周在《思南府续志》序中道:“余履任未久,访知城东北,旧有乡先生李同野为仁堂颓废已久,急出俸重修堂构,为诸生肄业所。”(《思南府志·县志》第77页);“旧志:嘉隆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思南府志·县志》第108页)。

综上可见,无论是从李渭自己的论述、题字、讲学等层面分析,还是从他人相关的论述文献分析,李渭的理学思想基础是儒学,而尤以“为仁”为宗。李渭认为孔子之“仁”是“树根”,孔子之书是“枝叶”, “仁”就是“德”,即“仁德”,学贵在于进德、修仁,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

2、王门心学思想。李渭的心学思想的渊源首先缘于家庭教育。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人)在《李渭传》中记载,李渭在其父“毋无敬”、“思无邪”的教育下,曾“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这说明李渭从小就对“本心”问题产生了兴趣和思索。其次,李渭的心学思想主要受王派儒学即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李渭一生曾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通过与这些王门弟子的论学、沟通和交流,使李渭的儒学、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王门“心性理学”特征。对此,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实践、自省,达到“知行合一”。从李渭的相关诗文层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渭的王门心学思想,以及“格物致良知”的思想。李渭在其《桐崖鸣凤》中道:“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思南府·县志》第417页)。在其《真源洞月》中道:“云渚澄索景,潋澹披秋夕。沙渫沸荪畹,潦尽见桂宅。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挥手弄潺湲,借兹洗形役。”(《思南府·县志》第418页)。诗中“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借兹洗形役”等,体现了“格物致良知”思想。

3、“毋意、先行”思想。李渭的理学思想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孟的儒学、王阳明的心学,而是有其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具体可归纳为:以儒学为基础,以心学为主体,以毋意、先行为特点。李渭的“毋意、先行”思想,不仅可以从其《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看出,而且还可以从相关人物的论述中看出。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思南府志·县志》第410页);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思南府志·县志》第438页)。

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对此他著有《毋意篇》。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无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毋意”求仁方法,相似于王阳明、蒋信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方法,相似于孔子的学易“玩索而有得”方法,也相似于“不立文字,教外勿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修”方法。这些方法均强调不刻意,顺其自然,才是通往“本体”的真途。比如:释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成法?”;牛头法融在曰:“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明·浮峰普恩偈曰:“返本还源便到家,亦无玄妙可称夸;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 至此,可以明白,李渭从曾经自问“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到“毋意为功”,在心学思想上已发生质的飞越。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反对一味地“用心”、“问心”,停留在主观上。李渭的“毋意”思想,得到了孙应鳌的高度称赞。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一诗中道:“南云媚归辔,春日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李渭还主张“先行”。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先知后行、格行致知”,而李渭的“先行”论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这在哲学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虽已失传,但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窥探李渭的观点。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这说明李渭重客观、行动、重落实、重执行,反对只说不做或言多行少。至此,笔者认为李渭不仅是王阳明的弟子,而且发展了王学,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一派的观点和思想。

综上所述,李渭的儒学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儒学为宗,尤其重“仁”;二是以王门心学为体,继承了王阳明“心学”思想;三是强调“毋意”与“先行”,以“行”为本体,自成一派,形成“行学”;三是重儒学中庸思想,处世重“中和”;四是讲学重“正学”,重儒学、易学,排斥佛学和道学。

(二)易学思想与特点

李渭一生不仅致力于儒学、理学和心学的学习与传授,而且也致力于易学的学习与传授。据《思南府·县志》(第439页)记载:“李渭,水德江人,嘉靖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这说明,李渭当年在科考中,是以易学优秀中举的,易学是李渭启蒙的基础,也是李渭的特长。李渭在易学上,不仅仅是勤奋刻苦,而且达到“成癖”和“忘言”的境界;不仅仅涉及到《周易》的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广泛涉及了朱熹、程颐的理性易学、王阳明的心性易学,并在传承中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思想和体系。正如清代郡人符克闾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所道:“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也正如郡人肖嗣昌在《为仁堂即事》中所道:“朋来旧迹又重辉,熊轼翩翩下讲帷。楹树朱程留太极,庭悬周孔见几希。不徒作赋争分帜,每与传经欲解衣。今日追陪函丈在,肯教明月让虚归。” (《思南府·县志》440页)。

李渭在易学方面有著作《易问》,可惜该著作已失传。李渭在其《易问》中究竟问了什么?其易学观点和思想究竟有哪些?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易问》已失传,但他的易学观点和思想已在相关文献中广泛体现。对此,可以根据李渭的理学思想和相关论述文献,以及他人涉及李渭的相关论述文献,来探析其易学思想。综合相关文献,笔者认为李渭的易学思想与《易经》的五个卦(乾、坤、无妄、履、节)密切相关,《易问》所问的问题主要涉及这五个卦,其易学思想也主要源于这五个卦的卦义。

首先,李渭的“必为圣人”和“中和”思想,体现了《周易·乾》之“自强不息”、“保和太和”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李渭)入觐过麻城,从楚侗先生登天台,楚侗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对曰:‘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锲‘必为圣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内(《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 (《思南府·县志》第404页); 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中写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思南府·县志》439页);

“必为圣人”不仅体现了李渭的一种志向,同时也体现了李渭的求学精神。这种精神契合了《易经》之“自强不息”精神。《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的精神是健,君子应效法天的精神,不断努力,自强不息。李渭“必为圣人”,充分体现了“乾”之内涵和精神。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中写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思南府·县志》439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乾为天,天德即乾德。王道重坤德,王道即坤道;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虽由师友得之,非好学发愤不能也。公没,未闻有好学者,泣而铭之。道亡起灭,首尾尼父,发愤没齿,余兄振蒙觉世,揭此一字宗旨。公来秉学,未见其止,其行如疑,其去如慕,勉勉循循,居诸忽莫。呜呼,瘞玉于兹,余代伯兄铭曰:‘明好学君子之墓’”。(《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可见,李渭为了实现自己“必为圣人”的目标,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勤奋学习,一生从不间断,不愧为“好学君子”,不愧为“乾健”的践行者。

李渭的“中和”思想体现了乾卦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内涵。李渭不仅是著名的理学家,还尤善书法,在思南多处留下了摩岩石刻,如点易洞的“点易洞”及“云深外”、朝阳洞的“不舍昼夜”、万圣山的“卧云眠月”、中和山的“中和”等。李渭之所以在思南中和山石刻“中和”二字,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于中和山之灵秀。郡人郭石渠在《中和山记》中道:“中和山者,思城之主顶而阁郡人物之所由发祥者也。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斯山有焉。……同野李公渭镌“中和”二字于石上,而斯山之名于是乎千古维昭焉。……虽然,李公之名此山也,岂无所以名之者,以中和之灵秀,钟盛世名儒,李公其最著者矣。创理学于黔中,启名教于千古。中和之发越,孰大于斯。且申、田诸公,大忠大孝,后先接踵,光于家乘,荣于国史,垂芳百世,仪型后学,班班可考,非中和之降神,何以至此?他如人文蔚起,科甲蝉联,说礼敦诗,风俗淳厚,是皆中正之积厚,而和顺之流光,犹其小焉者也。”(《思南府·县志》第399页);二是受中和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风水影响。中和山处于思南府城之中,处于锡帽山与乌江之间,地理位置“居中”,正如李渭在《修观音阁碑记》道:“黔山多奇胜,且在城中惟中和山云。予尝登阁引睇,则见锡帽护于后,万圣宾于东,三台、天马拱于右,二峰峙于左。德水西来,环抱东南,逶迤而北。鹭洲浮江,与鱼峡上下相望,相为首尾。中和则端耸卓出,与众山不类。若贤人正士安处群众之间,甲舍城堞皆在下目,一方奇览也。”;三是受理学与易经思想影响。儒家思想注重“中庸”、“和谐”,李渭作为一名著名儒学学者,无疑注重这一思想。同时,易经三爻注重中爻,李渭作为著名易学学者,也无疑受此影响。李渭在其《中和山》中写道:“霜洲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裙。共道吴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袖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署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 (《思南府·县志》429430页)。此诗描述了李渭在秋风中登中和山的情景,感悟到人身如同袖中明月,想留是留不住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悲叹光阴易逝是徒劳的,保和身体才最重。李渭的“中和”思想,不仅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还体现了易经“保合太和”思想。易经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乾道在于变化,万物是无常的,人们各自要注重修身养性,调整好性与命,将“性”与“命”中和起来,使其正位,把心身两方面放平静,达到祥和,做到“持盈保泰”。这好比一杯水,保持在水满的水平线,不加不减才不会溢出。

其次,李渭的“为仁”,体现了《周易·坤》之“厚德载物”思想。姚夔在《李同野先生讲堂》一诗中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高天依旧来云影,尺地于今结梵宫。剩有为仁双墨迹,得垂遗训两言中。徘徊落尽西方日,楼外青山兴无穷”;在《为仁堂即事》中道:“长夏浓阴转绿槐,公余郭外讲筵开。野夫入室思恭敬,山鸟忘机任去来。舌底莲花寻旧种,眼前桃树喜新栽。相看麈尾尘消处,几度清风拂曲台。”(《思南府·县志》439页)。从前面的论述和上述诗中可以看出,李渭十分强调“为仁”。李渭之所以强调“为仁”,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李渭认为儒学主要是“仁学”,“仁”就是“德”,即“仁德”,主张“学贵在于进德”,学习应以道德为根本。另一方面,修“仁德”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有所作为,落实在行动中,这与李渭的“先行”观也是紧密相联的。李渭的“为仁”观不仅来源于儒学的“仁、义、礼、智、信”,而且也来源于《周易·坤》之精神。《周易·坤》大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李渭不仅主张发扬“乾健”精神,自强不息,重在行动,而且还主张效法“坤德”精神,以厚实的德行去承载“先行”的成果。

第三,李渭的“毋意论”,体现了《周易·无妄》之“不生妄念”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从前面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李渭的“毋意”观是逐步发展而来的。从最初的“妄念丛起”到“自却妄念”,再到“毋意”,经历了庭训、师友训导、自悟等过程。这其间的思想渊源,除了儒学、心学外,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易学渊源。李渭作为一名易学学者,不仅从小就具备易学天赋,以《易》中举,而且晚年还坚持在家乡的“点易洞”讲易学。对此,可以看出李渭不仅在儒学、心学上造诣很深,而且在易学上也卓有成果。李渭的“毋意”观契合了《周易·无妄》之内涵。“无妄”即没有“妄念”,强调不妄为,不虚伪谬乱,不刻意安排,讲究真实,顺其自然。李渭的“毋意”观,在哲学上体现了李渭从原先的以“心”为本体,转向以“行”为本体的主、客观变化过程。

第四,李渭的“先行践履”,体现了《周易·履》之“践履”思想。“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之一,李渭在继承王阳明这一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发展,更有甚者,对“心学”的“心本体”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反对情绪。在“知”与“行”问题上,李渭更重视“行”,强调以“行”为先,“先行践履”,主张“行在知先”、“笃实践行”。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一书,虽然此书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从李渭的《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中管窥,其序曰:“履官初即锐意便民” (《思南府·县志》第374页)。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也写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李渭的“先行”观,笔者认为其思想渊源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孔学。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得到证实。邹元标最初对李渭的“先行”观是有异议的,他说“未与子躬行为是”、“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到燕地去”为例,说明必须先了解道路情况,才能够顺利到达燕地。对此,李渭反驳到: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实践自己的话再去推广,当一个人在了解燕地道路情况时,其实他已经在践行其言了。李渭还说“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子贡时说的话。通过与李渭的不断论学,邹元标最终接受了“先行”观点,并表示“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黔诗纪略》卷三);二是来源于易学。《周易·履》强调践行、践履,履者,踩、踏也,行也。再好的想法和思想,如果不去践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笔者认为,李渭作为一名易学“成癖”者,其“先行”思想不可能不受《周易·履》的影响,履卦的内涵应是李渭“先行”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渊源。

第五,李渭的“三蛇梦”,体现了《周易·节》之“节制”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尝宿廉州公署,梦三蛇绕身,亟挥杖,蛇乃走。诘朝,合浦吏以美珠进,化州,吴州吏以兼金进,公皆叱之。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蝎哉”(《思南府·县志》第353页)。可见,李渭高风亮节,为官清廉。此外,还可以从相关诗文中看到李渭的廉政。李渭在其《桐崖鸣凤》中写道:“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 (《思南府·县志》第417页);在其《真源洞月》中写道:“云渚澄索景,潋澹披秋夕。沙渫沸荪畹,潦尽见桂宅。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挥手弄潺湲,借兹洗形役。”(《思南府·县志》第418页);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中写道:“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成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思南府·县志》第432页)。这些诗文不仅体现了李渭在廉政上的“自律”,而且还体现了其廉洁可以与会稽的王阳明等相比。李渭的廉政,不仅受儒学思想影响,而且也受易经思想的影响。易经“节”卦之卦义。《周易·节》以“水往泽中流的情形”为例,从道德风险的角度,阐述了为官要节制自己的行为,坚守正道,使自身具有良好的操守,才会亨通、顺利。同时强调,节制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如果将节制视为一种被迫行为,就难以真正节制,就会出问题。这好比水往湖中流,必须有所节制,如果不知节制将会泛滥成灾。《周易·节》进一步从六个方面警示我们:(1)“不出户庭,无咎。”知道出门的时机未到而不出门,知道不该做的事而不做,能做到自我节制,就不会有过错。(2)“不出门庭,凶。”应该出门的时候却不出门,应该做的事却不做,应该遵守的法规却不遵守,也同样会带来凶险。(3)“不节若,则嗟若,咎。”泽水己经上涨到湖面了,眼看就要溢出了,此时,如果还不知节制,又一味地叹息而不采取积极措施,将带来灾难。(4)“安节,亨。”湖水己满,此时,如果顺其自然节制,仍将获得亨通。(5)“甘节,吉。往有尚。”心甘情愿地自觉节制,将可获得吉祥。而且这种态度和行为,将会得到称赞和嘉奖。(6)“苦节贞凶。悔亡。”把节制视为一种被迫行为,视为一种痛苦,将带来凶险。如果坚守正道,自觉节制,就不会导致“后悔”。可见,李渭之所以能够“挥杖打三蛇”、“拒收下属贿赂”,除了受孔学思想影响外,作为一名易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易经思想的影响,并最终促使李渭坚守正道,自觉节制,廉洁从政。

综上所述,李渭在易学和易学思想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李渭酷爱易学,研易成癖,从小便具备易学特长,以易中举,讲学中重易,并在易学与传授上坚持不懈;2、李渭将易学与儒学、心学进行融合学习与研究,并在理学与易学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观点和思想;3、李渭的易学思想主要与“乾、坤、无妄、履、节”等卦义有关,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生妄念、躬行践履、节制廉洁;4、李渭是历史上少有的重视易学并讲授易学的儒者。

三、李渭理学、易学思想的“当下”价值

当下,学习、传承和弘扬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下价值。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增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廉政教育、文化教育、现代养生等。此外,还有利于促进当地的文化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

1、精神教育价值。李渭的精神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必为圣人”的教育价值。“必为圣人”体现了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学习借鉴李渭的“必为圣人”精神,将获取一份“正能量”,有利于提振“精、气、神”,促进“励志”教育,促进理想、抱负教育。正如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所道:“惟尽其在我者,一日之操存,一日即为圣贤。日日之操持存,日日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岂欺我哉。”(《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二是“好学君子”的教育价值。李渭的好学,充分体现了《周易·谦》之“谦谦君子,终身受益”内涵。李渭一生不仅坚持自学,还不耻下问,虚心向他人求教,最终成为理学、易学的“集大成者”,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激励着后人。正如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中所道:“思唐虽僻处,从前李同野、田西麓诸先生,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之最。予心慕之,窃欲奋起,曩微扶进来学。”(《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当下学习、弘扬李渭的“好学”精神,将促进国人勤读书,勤学习,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躬行君子”的教育价值。当下,学习、弘扬李渭的“躬行君子”精神,有利于促进执行力教育和教育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改进工作作风,有利于管理和各项工作的落实。

2、道德教育价值。由于受儒学、易学和李渭“为仁”、“仁德”思想的薰陶,思南在历史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雍正五年署思南府知府冯咏在雍正《思南府建养济院记》中道:“思民贫不为丐,疲癃(衰老多病)残疾颠连无告者,栖止于邃(深远)岩奥洞中,饿则锄蕨根、采苦菜作糜(粥)以活,岁饥不呼号乞食。故郡中无孤贫名……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咸相生相养、以乐太平,洪范皇极。用建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故荡平正直之道成。大道既隐,天下始有无告之民。’……思南在黔东北,俗朴而淳,穷民缩颈藏迹,跛聋戚施之状,呻吟嗥叫之声,不听睹于长吏。有仁人君子,起白骨而肉之,亦边徼不易得之遭矣。”(《思南府·县志》第397页)。当下,弘扬李渭的“为仁”、“仁德”思想,以及思南“贫不为丐”、“相生相养”的精神,有利于促进国人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国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3、廉政教育价值。当下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和廉政教育活动。李渭的“三蛇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廉政教育案例。李渭中举后学贤人“一介不取”,从政后“拒绝贿赂”,实乃廉政楷模,赢得了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称赞:“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当下如以李渭的“三蛇梦”作为案例开展廉政教育,将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将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干部队伍的纯洁和廉政。

4、现代养生价值。李渭的心学、易学思想,特别是“毋意”、“中和”思想,就当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养生价值。一方面,李渭强调“先行”、“笃实”,主张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又强调“毋意”、“中和”,主张去除妄念,放平身心,保合太和,养好性合。李渭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下解决“人心浮躁”、“妄念横行”等养生问题,无疑是一剂很好的良药。人们可以通过修习李渭的“毋意”、“中和”观,来调养自己的身心,各正性命,进而促进身心健康。

5、文化教育价值。明清时期,李渭所在的家乡纷纷成立书院、开设乡贤祠,并以宣传、祀奉李渭等乡贤来“彪炳文章,发为事业”,促进了“科名鼎立,鹊起蝉联”。据思南府印江知县在《龙津书院碑记》记载:“而吾书院成,以其年人事异旧,天道更新,必有绍(继)同野(李渭,笔者注),步萧、田炳映奎文,绵延不绝”(《思南府·县志》第401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梁钟英在《重修印江学大成殿碑记》中道:“思南为黔中要郡,山川灵淑,钟毓英贤。自明以来,如申侍御之忠烈,肖都谏之敢言,田西麓之请建学校,李同野之必为圣人,夐(远,地方)乎尚矣。”(《思南府·县志》第403页);知县梁钟英在《依仁书院记》中道:“嘉庆七年(1802),摄县事张公锡谷修之,名以‘近奎’(奎二八公(公应为宿,笔者注)星名,王文昌),……先更‘近奎’之名曰‘依仁’,……顾名思义。追黄成宪而上,逮李同野(李渭,笔者注)、田西麓诸贤彪炳文章,发为事业,科名鼎立,鹊起蝉联。” (《思南府·县志》第403-404页);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余署印篆之明年夏,索《郡志》得读李公讳渭传,乃憬(醒悟)然曰:‘士君子特患不自立耳,何风教固殊之足囿哉!’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也。……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前总宪肖重望有先生思郡特祀记,兹附祠于印江书院者,世既未远,居如此近,孝弟务本之心,当更油然而起矣。”(《思南府·县志》第404页);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人之不可一日不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中设讲堂,后建祠奉同野(李渭,笔者注)乡贤。”(《思南府·县志》第409页)。当下,如能弘扬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将对文化教育事业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进一步发展思南“文化大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正向意义。

6、文化旅游价值。当下,挖掘、研究和弘扬李渭文化,将大大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李渭文化为中心,打造好“一个灵动点,两个制高点,五张名片”。“一个灵动点”,即“乌江文化”,包括延江(德水、牂牁江)、周家盐号、白鹭洲、夜郎古渡等文化景点;“两个制高点”:一是以“中和山文化”为核心的古城文化,包括中和山、古城、中和石刻、中和书院、为仁书院、三教合一、观音寺、华严寺、吕大器隐居、乡贤诗文、点易洞、不舍昼夜石刻、天马山、锡帽山、府城遗址等文化景点。二是以“万圣山文化”为核心的生态综合文化,包括夜郎要道(古渡)、三台丛桂、李渭墓、李渭祠、卧云眠月石刻、仁寿石刻、三教合一、文庙、文昌阁、田秋墓、云天观、真源洞、上阳子丹台、古屯、斗坤书院、龙洞、玉柱金盘、楼台华盖等文化景点;“五张名片”,即“黔中首郡、夜郎古都、乌江中枢、大明古城、国学重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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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螺《黔记》、蒙齐《黔书》

[3].《郡志》;嘉靖、道光、明国《思南府·县志》,19914月第一版,思南县志编纂办公室编,铜仁地区人民印刷厂印装;《铜仁府志》、《松桃厅志》

[4].《贵州通志》、《黔志》、《贵州土司传》、黄宗羲《水经》、田雯《黔书》、《黔诗纪略》

[5].蒋南华,《中华文明源流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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