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黎斌《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

——咏中华文明武陵源 

            麻福昌

《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

作者：黎斌

[内容摘要]：当前国内外文献关于中国“梵净山”与“乌江”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夏代以后，对于夏代之前上古时期的研究则很少有人问津。本文采取文献法、比较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易学推理法、多维分析法等综合研究方法，就《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称谓与文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表明：1、当今的“梵净山”当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2、梵净山、乌江区域在历史上并非一些学者认为的“蛮荒之地”，早在上古时期便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梵净山、乌江所在的贵州省，也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边角废料”和“地僻人穷”，而是有着悠久而厚实的上古文明的文明大省；3、梵净山、乌江之《山海经》称谓与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下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价值上，更体现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上。包括地理与历史学价值、人类文明与民族学价值、生态与地质学价值及文化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价值等。这些价值的体现，也使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山海经、梵净山、乌江、柜山、泛天山、赤水、濛水、文明起源地、文明大省、当下价值

梵净山和乌江，不仅是贵州山水之魂、武陵山脉山水之魂，而且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历史上，梵净山和乌江均有不同的称谓。梵净山在明代以前先后称“三山谷”（《汉书·地理志》记载）、“三峿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辰山”（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称）、“月镜山”（《铜仁府志》，1992年版）16页），明代以后统称梵净山。乌江在历史上分别称牂牁江、内江水、黔江、巴江水、涪陵水、延江、德水、务川等（见《汉书》、《方舆胜览》、《思南府志》、《贵州通志》等）。梵净山、乌江除了上述称谓外，是否还有其它称谓？其历史源头在哪里？文明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近来笔者重点从上古三经之一的《山海经》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梵净山当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同时，研究还发现，梵净山、乌江区域在上古时期并非一些学者认为的“蛮荒之地”，而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世界古老的生物基因库，是人类文明、中华人文始祖和古帝文明、中华古老民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一、“梵净山”当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

《山海经·南次二经》云：“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鸣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土。”（彩图全解《山海经》1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下同） 其译文是：“南次二经中的第一座山，名叫柜山，它西面挨着流黄辛氏国，北面能望见诸毗，东面能看见长右山，英水从柜山发源，向西南流入赤水，水中有许多白玉和朱砂。柜山中有一种野兽，其形状像猪，爪子像鸡爪子一样，叫声像狗叫声，它的名字叫狸力，它一旦出现，所在县将有土功。山上还有一种鸟，其形状像鸱（鹞鹰），脚掌像人手，声音像鹌鹑一样，它的名字叫鴸（猫头鹰），它叫起来就像是在喊自己的名字，它一旦出现，所在县将有许多人被流放。”

上述有一个关键词“丹粟”，“丹粟”即朱砂。“丹粟”一词在《山海经》中共出现10次。第一次，《山海经·南次二经》：“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 （《山海经》14页）；第二次，《山海经·西山一经》：“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山海经》40页）；第三次，《山海经·西山一经》：“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涂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银、黄金，其上多桂木。”（《山海经》42页）；第四次，《山海经·西山一经》：“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于西海，无草木，多玉，凄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黄金，多丹粟。”（《山海经》44页）；第五次，《山海经·西次二经》：“西南二百里，曰鸟危之山，其阳多磬石，其阴多檀、楮，其中多女床。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山海经》49页）；第六次，《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 （《山海经》57页）；第七次，《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黄。”（《山海经》61页）；第八次，《山海经·中次八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山海经》204页）；第九次，《山海经·中次九经》：“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山海经》218页）；第十次，《山海经·大荒南经》：“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其东有玉。”（《山海经》365页）。

“丹粟”二字在《山海经》诸经中的出现情况是：在“南次二经”中出现1次，在“西山一经”中出现3次，在“西次二经”中出现1次，在“西次三经”中出现2次，在“中次八经”中出现1次，在“中次九经”中出现1次，在“大荒南经”中出现1次。共涉及柜山、南山、皋涂山、騩山、鸟危山、槐江山、轩辕丘、景山、隅阳山、隗山等十座山。

《山海经》中的十座山有“丹粟”（朱砂），今天贵州省境内的“梵净山”也产“丹粟”（朱砂）。然而“梵净山”是否属于前面提到的十座山？十座山中哪一座是梵净山？经研究，笔者认为，十座山中的“柜山”当是“梵净山”，其主要理由如下：

1、柜山产“丹粟”（朱砂），而当今的梵净山不仅也产 “丹粟”（朱砂），且是还是全球闻名的朱砂产地，是中国“汞都”，因此在有“丹粟”（朱砂）这点上，梵净山与柜山相符合。

2、“柜山”出现在《山海经·南次二经》”中，在中国的南方，而“梵净山”也在中国的南方（注：炎黄九州天星分野，贵州属南方），地理位置相同。其它九座山虽产“丹粟”（朱砂），但却出现在《山海经》的西山经、中次经、大荒经中，不在中国的南方，地理位置与梵净山不相吻合，因此，不可能是当今的梵净山（见附图1）。

3、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即：柜山西面挨着流黄辛氏国，北面能望见诸毗，东面能看见长右山，英水从柜山发源，向西南流入赤水。据相关学者考证，流黄辛氏国当在今天的贵州境内，“诸毗”或是今日之“张家界”诸山，“长右山”当是湖南省的雪峰山，赤水当是乌江。同时，梵净山西面发源的溪流从西南方注入乌江，符合“柜山”英水的相关描述。因此，梵净山当是“柜山”。

4、《山海经》云：“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 其译文是：“总计南次二经的首山，从柜山起到漆吴山，一共十七座山，距离为七千二百里。这十七座山的形状都像龙身鸟头。祭祀这些山的仪式是：用带毛的动物和一块璧埋入地下，精米用糯米。”笔者通过搜索谷歌卫星地图，惊讶地发现，梵净山的地理形态酷似一只腾飞的凤凰，身体似龙，头部似鸟头（见附图2），而其余有“丹粟”的九座山的地理形态不太像龙身鸟首。又因梵净山位于南次二经首山的位置，因此，梵净山当是“柜山”。

5、《山海经·大荒西经》道：“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山海经》381页）。据相关研究，“柜格松”或是冷杉。当今梵净山的山巅，不仅有许多页岩形状的大方石组成的方山，如磨姑石、讲法台、晒经台、老金顶、新金顶等，而且还生长有大量青树、冷杉，由此可推断，当时“柜山”的命名，可能缘于其山上生长有大量“柜格松”。可见，“梵净山”当是“柜山”。

6、梵净山的最高峰是凤凰山，凤凰属鸟类，符合“柜山”之“鸟首”的描述，且整个山体呈“龙身”状，山麓还有“九龙洞”、“六龙山”、“九龙山”、“龙门山”等（《铜仁府志》，大江发源于“九龙山”，小江发源于“龙门山”），与“龙”字有关的山或洞，符合“柜山”之“龙身”描述。此外，梵净山区域现今有许多含“龙凤”二字的地名，如大龙镇、甘龙镇、凤凰县等等，民间仍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舞龙风俗，如寨英的滚龙、德江的炸龙等。在梵净山区域还出土了大量“龙凤”用品，如明代铜仁府省溪土司府用的西汉礼器“龙凤尊”、汉末黔东官宦用的“龙王觯”、东汉中期沿河县官府收藏的“龙凤爵”、明末沿河县土司府收藏的“龙马敦”等等（见附图3）。由是，《山海经》中的“柜山”当是今天的“梵净山”。

此外，“梵净山”在《山海经》中，除当有“柜山”称谓外，还当有“泛天山”称谓。《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离俞、鸟久、鹰、贾、委维、熊、罴、象、虎、豹、狼、视肉。”（《山海经·大荒南经》363页）。其译文是：“有大山，在南海之中，有一座泛天山，它位于赤水的尽头。赤水的东面有一个地方叫苍梧之野，帝舜和叔均死后都埋葬在那里。这个地方在花斑贝、离俞、鸟久、鹰、贾、委维、熊、罴、象、虎、豹、狼、视肉。”笔者认为，“泛天山”也当是今天的“梵净山”，其理由是：1、梵净山与“泛天山”谐音，由于受明代佛教文化盛行影响，当时在对“梵净山”进行命名时，可能缘于《山海经》中的“泛天山”称谓；2、“泛天山”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南方，与当今“梵净山”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同；3、泛天山在“赤水”（乌江）的尽头（注，古人以河流的发源地为源头，以河流的出口为尽头），东边有苍梧山（湖南九嶷山，《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山海经》422页）所在的平原。今天的“梵净山”也处于“赤水”（乌江）的尽头（或下游），东面是苍梧山（湖南九嶷山），与“泛天山”的地理位置相似；4、“泛天山”区域有熊、罴、象、虎、豹、狼等动物，而梵净山区域在历史上也曾有熊、罴、象、虎、豹、狼等多种动物，后来随着气候、生态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动物已经消失，现存大型动物只有熊、金丝猴等动物。罴，又称人熊、马熊、棕熊，性情凶猛，据传喜欢抓人吃，这或许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山海经》310页）描述的枭阳国里的枭阳野人，传说枭阳野人在吃人之前会哈哈大笑。现居住在梵净山区域的土著居民还广泛流传着“熊嘎婆”这一民间故事，“熊嘎婆”故事中吃人的“人熊”，也是在吃人之前高兴得要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昏倒过去，等醒来后才把人吃掉。可见，梵净山区域的动物种类及民间传说与“泛天山”的描述相似，梵净山当是“泛天山”。

综上所述，今天的梵净山当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

二、“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山海经》261页）。其译文是：“三苗国位于赤水的东面，此国人相互跟随而行。”据考证，三苗（苗族）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脉地区（即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贵州省一带）。三苗国在赤水的东面，赤水在三苗国的西面。今武陵山脉以西第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大江是乌江，可见，赤水当是乌江。

此外，“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其理由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夷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山海经》320-321页）。这些描述告诉我们：昆仑山在赤水之际，赤水从其东南角发源，黄河从其东北角发源，洋水、黑水从其西北角发源，弱水、青水从其西南角发源。今天“乌江”所在的云贵高原毗临昆仑山所在的青藏高原，且发源于昆仑山所在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面，与前面昆仑山东南面的“赤水”描述一致，因此，“乌江”当是“赤水”。

2、《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道，名曰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山海经》362页）。该描述以流沙（沙漠，据《汉书》、《后汉书》西域诸国地图，流沙当是盐泽湖）和赤水作为区域界线，在这里“赤水”有黄河之嫌疑，黄河水又呈黄色。但该描述是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其地理位置是在广义上的中国南方，而黄河却在中国的北方，属于《山海经》北方经的范围。如果把“赤水”当“黄河”，前面描述的区域，将是黄土高原与有“沙漠”的青藏高原之间的区域，这属北部区域，显然与《大荒南经》描述的南部区域不符。可见，《大荒南经》描述的区域应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区域。同时，该经还指出这一区域“左右有道”，“道”即通道，当指这一区域中间的横断山脉。此外，在《山海经》里，“黄河”有专门的称谓，即称“河水”，“长江”也有专门的称谓，称“江水”，其余水流名称多样，如英水、赤水等等。对此，“赤水”当是“乌江”，而不是“黄河”。

3、《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山海经》363页）。其译文：“在南海之中，有一座泛天山，它位于赤水的尽头。赤水的东面有一个地方叫苍梧之野，帝舜和叔均死后都埋葬在那里。” 在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山海经》中的“南海”并非指真实的大海，而是指中国南方区域。前面的描述指出“泛天山”位于中国的南海（即南方区域），以及赤水的尽头（注，“尽头”不同于“源头”，尽头当是出口或下游），赤水的东面又有一个苍梧山所在的田野。再来看看梵净山，梵净山在中国的南方，位于乌江的尽头或下游区域，其东面是湖南省苍梧山（九嶷山）所在的平原，这与前面“赤水”的描述相似。可见，“乌江”当是“赤水”。

 4、《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山海经》380-381页）。其译文：“西北海（西北方）的外面，赤水的东面，有个长胫（小腿长）国……西北海（西北方）的外面，赤水的西面，有个先民国，以谷为食，驱使着四种鸟。”关于前面描述，有学者认为“赤水”当是“金沙江”，其理由是“金沙江”在中国的西北部，且江水呈赤金色。笔者认为此不妥，一是按照《山海经》的描述，赤水是自西南向东北注入长江，而金沙江是自西北向东南注入长江，与事实不合；二是按照前面描述，西北海（西北方）的外面，赤水的西面有一个先民国，以谷为食。笔者认为，该区域当是“四川盆地”、“天府之国”。该区域农耕文明较早，食谷历史悠久，而该区域正处于当今乌江与西北方之间。可见，该描述中的“赤水”当是“乌江”。

5、《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山海经》410页）。其译文是：“西北海（西北方）的外面，赤水的北面，有一座山，叫章尾山。山上有一条人面蛇身的红龙，直生着两只眼睛，当它闭眼时，即是黑夜，当它睁眼时，即是白天，它不吃、不喝、不休息，它叫烛九阴，也叫烛龙。”关于烛龙，相关文献还有不少描述，比如《楚辞·天问》、郭璞《山海经图赞》、《淮南子·地形》、《诗纬·含神雾》、《括地记》、《玄中记》、《洞冥记》、《述异记》、《癸巳存稿·烛龙》等等。《易经》也在西北方乾卦中对龙进行了大量描述，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据当代学者考证，“烛龙”实际上为中国西北方的“火山锥”或北方的“北极光”。《山海经》中关于“烛龙”的描述，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表面上看有些荒诞不经，但笔者认为这却很真实。实际上这是古人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来描述山川，《山海经》中的龙、凤或其它异兽，实际上是指这些山川的形貌特征像龙、像凤、像异兽。比如风水上的“龙脉”实际上是山脉，“行龙”实际上是山脉的走势。在这里，前面的描述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意义，也即赤水之北。这说明古人以“赤水”作为界标，说明“赤水”在当时影响较大，是一条重要的河流。从这一意义上分析，《山海经》中“赤水”，更不可能是“金沙江”、“黄河”、“额尔齐斯河”等，应是“乌江”。

6、据“《隋书·地理上》”记载，涪陵郡统县三，即石镜、汉初、赤水（《隋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73年8月第一版，2011年6月北京第11次印刷，825页）。可见，赤水县是涪陵郡统辖的三个县之一，而涪陵亦是乌江注入长江的“入江口”，由此可知，“赤水”当是“乌江”。

7、有学者认为，《山海经》里的“赤水”，当是今天云贵川的“赤水河”。对此，笔者的观点不同。据《山海经》记载：“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意思是说：天下的名山，共有5370座，分布在64056里的土地上。《山海经》里所记述的山，都是大山，对其余众多的小山不予记述。可见，记述山如此，记述水也应如此。《山海经》里所记述的水，应都是大江、大河或大水，对于赤水河这样的小水，《山海经》不可能记述。况且，赤水河只是长江上游的一条小支流，古称安乐水，全长只有523公里，不可能成为中国远古文明的界水。而乌江接近长江的中游，不仅是贵州省境内最大的江，而且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尤其是该江处于中国的腹部、武陵山脉的西面，这里沉积了厚实的巴国、巫国、三苗国等古国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于这样一条大江和中华文明起源之江，《山海经》不可能不予记述。对此，笔者认为，《山海经》中的“赤水”，非今日贵州境内之“赤水”，当是“乌江”。

此外，“乌江”还当是《山海经》中的“濛水”。《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山海经》343页）。其译文是：“濛水发源于汉阳县的西边，在聂阳西边注入长江。”据考证，秦汉时期的汉阳县在贵州省毕节市西部的可乐，这里也是乌江的发源地，处于乌蒙山区。濛水因为发源于乌蒙山，所以才称濛水。对此，笔者认为“濛水”当是今天的乌江。

综上所述，今天的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

三、《山海经》中“梵净山、乌江”区域的上古文明

《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乌江”区域有着古老的文明，这些文明包括古老的生物基因库、人类起源文明、中华人文始祖和古帝文明、中华古老民族文明等。

《山海经》中描述的“梵净山、乌江”区域，位于北纬24度至34度左右，这里处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地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同时这里森林茂盛，河流众多，具备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繁衍的极佳地理生态环境。这一区域还是当今地球同纬度地区生态环境和植被保存最好的地区，其它地区如两河流域文明地区、古埃及地区等，大多变成了沙漠。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古生物学家，在该区域的台江和剑河等地发现了5.2亿年前早、中寒武纪地质年代的三叶虫、史海百合、盘水母、拉氏螺、蠕虫类、菌藻类以及苔藓类和海绵、腔肠动物等古生物化石群；在该区域东部的黔江县官渡河西岸的山阳岭等地，发现了距今一亿至两亿年前的大量恐龙化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梵净山、乌江”区域是地球最古老的生物基因库。

《山海经》中描述的“梵净山、乌江”区域，还处于北纬30度这一十分神奇的纬度线,这一坐标线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地理坐标线，在这根线左右集中了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均分布在这一纬度线上。据蒋南华等学者研究，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最古老，“上下五千年”，有上万年的历史，埃及文明只有六千多年，巴比伦文明只有五千多年，印度文明只有两三千多年。过去，考古学家在该区域及附近发现了距今20万至250万年前的“建始人”（鄂西建始县“龙骨洞”）、“巫山人”（渝东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郧县人”（鄂西郧县龙骨洞、白龙洞）、“长阳人”（长阳县下钟家湾村）等古人类化石。发现了上千处距今50万年至1万余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如：津市虎爪山、新晃大桥头、靖州二砾石、澧县鸡公档、石门王家山、长阳伴峡洞、会同坛子濇、沅陵丑溪口、辰溪仙人湾、洪江倒水湾、沿河和平镇、松桃虎渡口、天柱白市镇、锦屏的茅坪镇等，出土了大量古人类生产和生活用品。这些古人类化石、遗址和用品，从考古学角度，证明了“梵净山、乌江”区域当是人类起源之地。此外，从易学视角分析，中国西南方当是人类的起类之地。《易经·坤》曰：“西南得朋”，在西南方得到人的同类。同时，《易经》里分别代表八个方向的八个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只有代表西南方的坤卦，字里才有“生肖”，即“申”。申为猴，而人是由“猴”（类人猿）进化来的。这说明“坤中有人，人在坤中”，“坤方有人，人在坤方”，人类当发源于西南方。“梵净山、乌江”区域位于中国的西南方，处于云贵高原边沿，这里森森茂盛，野果丰富，禽兽众多，最适合古人类生存繁衍。同时，从逻辑上分析，古人类的发展轨迹应是沿着从树上到树下、从山上到山下、从高原到平原这样的轨迹进行发展的，亦即从山上的“狩猎文明”到山下的“河流文明”，再从山下的“河流文明”到平原的“农耕文明”，不可能沿着相反的轨迹进行发展。可见，古人类首先应是在位于西南方的“梵净山、乌江”区域生存繁衍，然后在山区野果、兽类、鱼类等食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才被迫从山上走到山下，从高原走向平原，走向中原的，并同时从狩猎文明、河流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综上，从不同角度分析，“梵净山、乌江”区域当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

据《山海经》记述，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蚩尤、少暤青阳、颛顼高阳、帝喾高辛、祝融、重黎、吴回、共工、舜等均生活在这一区域。近年来，考古界在这一区域发现了许多上古文明遗址、出土了许多上古时期的文物。据蒋南华教授研究，太暤伏羲公元前5800年前生于该区域东面怀化洪江市辰水之滨的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生于“南楚”“黔中”，即该区域东面湖南会同县境内的连山盆地。黄帝轩辕公元前4666年生于该区域东面湖南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亦称“寿丘”。战神蚩尤公元前4600年左右生于湖南新化县北部与安化县接壤的大熊山山麓。据阳国胜等学者研究，伏羲、炎帝神农在该区域东部的会同乡高庙画八卦、创作《连山易》，并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太极图“八角星图”。据贵州省易经研究会《水书易》专家研究，现居住在该区域南部以“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水族，是水神共工的后代，是全国17个有本族文字的民族之一，其古老而独特的《水书易》当是失传的《连山易》。可见，“梵净山、乌江”区域是中华人文始祖和古帝的故里。

《山海经》还记述了上古时期在这一区域分布着“三苗国”、“流黄国”、“巫咸国”等古老国，居住着巴人、苗人、流黄辛氏人、巫咸人、濮人等古老民族和人类，并创造了古老而神秘的巫傩文化。关于巫傩文化，《山海经》里描述较多，所占的篇幅较大，比如：“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山海经》323页）；“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山海经》383页）。其中的“巫罗”，与当今梵净山山麓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有“乌罗”镇称谓相似，且松桃县的巫文化、苗药文化深厚，值得深入研究。总之，《山海经》描述的古老民族与当今居住在“梵净山、乌江”区域的苗族、土家族、水族、仡佬族、彝族、侗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共同形成了该区域古老而厚实的民族文明。

四、《山海经》中“梵净山、乌江”之称谓与文明的当代价值

前面研究结果表明，今天的梵净山当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今天的乌江当是《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梵净山、乌江区域(柜山、泛天山与赤水、濛水区域)、梵净武陵区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贵州具有“上古文明”，历史文化悠久，当是中国的“文明大省”。这些结论，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理论意义，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明起源学、生态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政治学、传统文化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而且对于文化旅游和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下面重点就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地理与历史学价值。梵净山之《山海经》称谓与文明，将对中国上古、先秦时期的地理、历史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将对地理、历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支持，比如上古、先秦时期中国地理方位划分问题、地理范围问题、一些地理要素的定位问题、一些古国的方位问题等等。笔者通过研究《山海经》发现，上古、先秦时期的中国版图或文明发展呈现出“三个圈”模式，内圈是海内，中圈是海外，外圈是大荒，三圈由近到远、由内到外，呈现出疆土的拓展与文明的扩散。不同圈内的文明是不一样的，越往内越文明，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祝融、蚩尤、共工等均生活在中、内圈，三苗文化、巫文化、神化故事等也在中、内圈。梵净山、乌江区域、梵净武陵区域、贵州区域均在中、内圈内。通过这一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以往的认识，厘清一些传统的模糊的观点，将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研究带来新的视野、思维方式和路径，对探索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演变、原因及机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促进地理、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人类文明与民族学价值。梵净山之《山海经》称谓与文明，将对人类文明与民族学研究带来重大影响，将对人类文明起源与民族学问题研究带来新视野。通过研究《山海经》中梵净山与乌江称谓与文明问题，笔者发现，梵净山与乌江在上古、先秦时期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的文明分界线，恰似太极图上的“太极线”。《山海经》中许多区域均以梵净山和乌江为中心或界线去进行描述，这说明，在上古、先秦时期，梵净山、乌江区域是重要的文明中心和文明界线，是重要的文明区域，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蛮荒之地”和“边角废料”。同时，中国历史上相当一部分古老民族均居住、生活在这一区域，比如九黎、三苗、巴人等等，这将对当今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带来全新的视野和内涵。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人类文明起源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梵净山、乌江区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扩大该区域的文化影响力和民族影响力，而且也有助于增长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生态与地质学价值。通过对比分析今天的梵净山与《山海经》中的“柜山”、“泛天山”，以及今天的乌江与《山海经》中的“赤水”、“濛水”的生态与地质情况，笔者发现，上古时期在梵净山和乌江流域生活着许多种类的动植物，包括象、犀牛、虎、豹、狼等等，这说明当时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很好，而如今相当一部分的动植物种类已经消失，这无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变化有关，这不得不引起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考。同时，上古时期的柜山、泛天山有大量朱砂、金、银等矿产资源，如今这一区域的朱砂已经枯竭，这不得不引起人类对矿产资源过度开采和地质环境劣变的深思。通过该文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类对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促使人们对当前生态环境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重视、思考和研究。

4、历史文明价值和形象宣传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类文明和历史文明的眼光盯着中原一带和黄河、长江流域一带，而对处于大西南偏僻地区的梵净山、乌江一带的文明、梵净武陵一带文明、贵州一带的文明、大西南的文明却很少关注。其原因除了对这一带文明的挖掘、研究、宣传不够外，还有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因素。该文的研究，将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带的文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进而提升这一带在人类文明和历史文明上的地位，提升这一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良好形象。

5、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价值。“梵净山、乌江”之《山海经》称谓与文明，将该区域、贵州省、梵净武陵地区、大西南地区的人类文明和历史文明，上溯到先秦、上古时期，使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变得更加深远与厚实，进而使其文化旅游价值显著增强，这将对所在区域的文化旅游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商机。如果能够强化宣传和精心打造，将很好地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并同时带动工业、农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链条的互动发展，促进该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彩图全解《山海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

[2].《白话易经》全译本，白话易经编译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3]. 《隋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73年8月第一版，2011年6月北京第11次印刷。

[4].蒋南华，《中华文明源流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

[5].《楚辞·天问》、郭璞《山海经图赞》、《淮南子·地形》、《诗纬·含神雾》、《括地记》、《玄中记》、《洞冥记》、《述异记》、《癸巳存稿·烛龙》、《史记》等

[6].《汉书·地理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方舆胜览》

[7].《思南府·县志》、《铜仁府志》、《贵州通志》等地方志。

(本文作者黎斌：当代知名国际易学专家；“黎氏多维易”学派创始人；贵州省易经研究会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城市金融学会铜仁分会秘书长；中国工商银行铜仁分行党委宣传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附图一：